医学院的走廊里飘着消毒水和咖啡混合的气味。马可总在课间用听诊器偷听同学的“心跳声”，然后模仿出夸张的警报音。他把人体骨骼模型藏进教授的公文包，看着老教授在教室翻找时，自己躲在窗边笑得肩膀直抖。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他白大褂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
顽劣时光
实验室的青蛙解剖课是他的“舞台”。当同学小心翼翼划开皮肤时，马可把橡胶手套吹成气球，在上面画了个滑稽的笑脸。教授转身写板书，他就让“笑脸气球”缓缓飘到讲台边。哄笑声在教室炸开，他却一脸无辜地举着解剖刀。那时的医学院对他而言，像一场永不散场的青春派对。
午后他会溜到天台，俯瞰着罗马老城砖红色的屋顶。远处教堂钟声悠扬，鸽子成群掠过天空。他口袋里总装着几颗糖，分给值班的护士们，听她们笑着叫他“小麻烦”。那些日子轻快得像夏日的风，吹过古老的回廊，不带一丝重量。
见习日
第一次进入真正的病房是在一个雨天的清晨。空气里不再是福尔马林的气味，而是疾病特有的、沉重的气息。带教医生让他去给一位老人量血压。老人的手臂布满针孔和淤青，皮肤薄得像一层脆弱的纸。
马可笨拙地绑上袖带，听诊器里传来缓慢而不规则的心跳。老人突然睁开眼睛，浑浊的瞳孔看着他：“医生，我还能见到下个月的太阳吗？那句话像一根细针，轻轻刺破了什么。他准备好的俏皮话卡在喉咙里，最终只挤出干涩的“会的”。
深夜值班室
那晚他主动留下值夜班。护士站灯光昏暗，监护仪的滴答声在走廊回响。他翻阅着白天那位老人的病历：三次心脏手术，糖尿病史二十年，独居。病例纸的边角被摩挲得起了毛边。
凌晨三点，急诊送来一个车祸受伤的孩子。马可跟着主治医生跑进抢救室，看着那双沾血的手稳定而迅速地操作。止血钳碰撞发出清脆声响，血压计的水银柱缓缓回升。当孩子的呼吸逐渐平稳时，主治医生拍了拍他的肩：“去睡吧，明天还有课。”那个动作很轻，却沉甸甸的。
白大褂的重量
后来的马可依然会笑，但不再把听诊器当玩具。他开始在图书馆待到闭馆，解剖图谱的边角被翻得微微卷起。经过病房时，他会放轻脚步；给病人换药时，手指会下意识地温暖听诊器的金属头。
春天再来时，他站在同样的天台上。白大褂被风吹得鼓起，口袋里不再有糖果，而是听诊器和一支笔。远处的钟声依旧，鸽群盘旋。他突然明白了——那些顽劣的玩笑从不是消失，只是沉到了心底更深处，托起了此刻肩膀上真实的、温暖的重量。医学院的时光终于教会他，怎样用双手接住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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